關于當前我國對中國哲學方法論研究的綜述論文

哲學畢業論文 時間:2018-08-22 我要投稿

  20世紀初至今,中國哲學作為一門現代意義上的學科建立以來就一直處于與西方哲學的關系中,關于中國是否有哲學這一討論也霎時風靡全球,一直到改革開放以后,中國哲學才算真正站穩腳根。然而中國哲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其創造與發展卻總會伴隨著新方法的出現,那當前我國哲學方法論是如何發展的?其研究對象、目的及原則又有哪些呢?本文將從我國哲學方法論研究的現狀出發,分析其研究發展的特點、認識其存在的不足,從而為找到合理的解決途徑做一些建議。

  一、當前我國關于中國哲學方法論研究的現狀

  (一)當前我國有關中國哲學方法論研究的特征

  近幾年來,中國哲學界對于中國哲學研究方法論的課題相當重視,相關的學術會議、論文發表也不斷推陳出新,其特征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當前有許多作者寫文章都只是對中國當代哲學人物的著作進行大量引證和轉述,卻沒有自己的見解。比如有許多文章篇幅雖近萬字。但相當多的部分都是加有引號的引文。對于不帶引號的部分大多數也是對原作者著作的轉述,在這種文章中根本就看不到作者對于他所研究的哲學人物的分析和評議,更不可能找到他對所引用的哲人語言及觀點的理解,這類文章只是層次最低的研究成果而已。

  2.大多數作者在對哲人的著述、觀點進行應用時還極力想弄清楚事實的是與非。比如在研究儒家理想人格即“內圣外王”之道時,有的作者分析說儒家比較看重‘內圣’;有的作者則著重強調說儒家人格極力推崇“外王”,而現代哲人馮友蘭在其著作《新原人》一書中則指出儒家所說的“內圣”是指人的思想修養,它要求通過培養鍛煉以達到內在人格的完善和圓滿;‘外王’是指人的社會作用,它要求人投入外在世界的政治活動中去完成社會使命。

  3.在對哲人思想轉述與引證的同時熱切關注現實社會,從而對這些哲人先賢的思想觀點作出中肯的是非評估以及社會意義的判斷。比如在對孔子“仁、義、禮、智、信”的研究中,有的學者首先注意到了他當時所處的大環境并中肯地指出:“這是孔子作為一位有有抱負的讀書人的一些政治理想,表達了他對當時戰亂社會的不滿以及對百姓疾苦生活的同情”;然而很少有學者在進行了這樣的分析之后還會進一步考慮到我們當前所處的社會,并把它與當下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結合起來,分析它們的內在聯系,從而為我們的現實社會服務。

  有了科學的方法才會使人們在理論向實踐的轉化過程中更加得心應手,從而獲得更為輝煌的成果。而科學的哲學方法論的普遍運用也必將成就中國現代哲學研究的未來。

  (二)當前我國有關中國哲學方法論研究的原則

  1.遵循理解的歷史性與詮釋的相應性原則。

  所謂理解的歷史性,是說要還原當時的真實歷史情形,然后將不同時期、不同派別的哲學思想放回屬于它的那個時代,分析它在當時社會中實踐意義;而所謂詮釋的“相應的”是指對于古代文獻、古代哲學思想資料我們不能作抽象的、超歷史的、粗暴的、非客觀的、望文生義的解讀。

  2.遵循中國哲學學科的主體性與中西哲學的對話性原則。

  物理學、化學等自然科學沒有國別和種族,但不得不說文學、藝術、歷史學、哲學等人文學科卻是有國別的。因為人文學科受種族和民族的風俗習慣、文化傳承、宗教信仰等多方面的影響,且人文學家的創造也具有不可重復性,這就是其必然與自然科學不一樣。哲學是人們對宇宙、社會、人生的本源、存在、發展之過程、規律及其意義、價值等根本問題的體驗與探求,其發展變化也受國別與種族的影響,因此在研究中國哲學的過程中我們必須不能磨滅了中國哲學的主體性。

  3.遵循“中國哲學”的特殊性與豐富性原則。

  首先關于中國哲學,梁啟超曾說:“西洋哲學由宇宙論或本體論趨重到論理學,更趨重到認識論,而中國哲學主要研究“人之所以為人道”,與其說是知識的學問,毋寧說是行為的學問,直譯的philosophy其含義實不適于中國,若勉強使用,只能再加一形容詞,稱為人生哲學”,然而中國哲學的傳統與西方哲學的傳統之間的這種差異也是的確確存在著的。其次中國歷史源遠流長、中國文化博大精深,而中國哲學跟隨著歷史的腳步也同樣經歷了先秦至現代這上下兩千多年的洗禮,因此豐富多彩、包羅萬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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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當前我國在中國哲學方法論研究中存在的問題

  1.在研究過程中許多學者缺乏求索精神。當前在我國許多學者研究中國哲學只具有滿腔的熱忱而缺乏對現實的求索精神。只是浮光掠影地翻翻史書,對某位哲學家所處的現實背景略知一二就去對其思想發表議論,并沒有真正深入的查找資料、進行比對、深入研究過。

  2.忽視了各個時代、各個派別的哲學方法論研究的時代背景。哲學是來源于生活的一門學科,因此在研究其方法論時就必須還原當時的時代背景,這樣才能真正弄清楚不同時代、不同派別其哲學思想的特點以及其方法論研究的重點。

  三、關于當前我國對中國哲學方法論研究的一些建議

  首先,需要重視理性精神。一些西方哲學家曾強調“哲學首先是真理,其次才是方法”,以這種觀點來看哲學方法論實際上就是關于研究“真理”的方法,所以說理性精神是哲學方法論的根本特點。而理性從根本上說是人的理智能力,能賦予事物以普遍形式。許多學者也都認可“哲學是光輝的日出,理性的從地平線上躍起,使整個世界進入了熱鬧喧囂的白天”。由此可見理性精神在哲學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因此在對我國哲學進行研究分析時,必須時刻具備理性精神,以理性思維去分析、思考問題,才能透過事物的現象揭示事物的真正本質。

  其次,正確處理與西方哲學的關系。正確處理二者的關系也就是說既不“崇洋媚外”也不“固步自封”。在我國近代歷史上曾出現過片面的西化思潮,當時有些學者就以為西方文化從古到今都有理性,很完美;中國文化從古到今都無理性,很糟糕。這其實是他并未讀懂中國文化經典,同時也并未真正理解西方文明而已,他們不是全面理解這些思想系統及其背景與特性,而是由這種立場或情感出發,即他們既未讀懂孔子,又未讀懂蘇格拉底;既扭曲了孔子,又扭曲了蘇格拉底,強為比較而兩相傷害。

  最后,關注現實社會,注重實踐意義。正如前面所述,我國哲學研究目前存在著嚴重的轉述與引用現象,許多作者都是沒有自己的思考與理解的。那么要怎樣思考與理解呢?其實這就是有關“知行合一”的問題,所謂“知”也就是我在文章之前所講的要還原哲人所生活的時代背景去理解其思想的現實意義;所謂“行”就是要結合我們當前的社會現象,將哲人的思想用于解決當前的社會問題,做到古為今用、做到“學會用每個哲學家的眼光看待現實社會”,這樣我們的哲學研究才會更有意義與價值。

  四、結語

  改革開發以來,中國哲學的發展幾經波折,改革之初,一些中國哲學的研究著重將哲學廣義的理解為人類認識的發展史,80年代中后期一些學者又將其與文化史研究相結合,使哲學有了多元化的特點,90年代之后又有人提出將哲學史轉為哲學論的觀點。可不管其名稱與研究對象的如何轉變,我們都肩負著創建具有社會主義特色的現代中國哲學的歷史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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