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議王延直邏輯哲學思想論文

哲學畢業論文 時間:2018-08-26 我要投稿

  明年(2012年)將是中國近代邏輯學先驅王延直先生誕辰140周年,也是其代表作《普通應用論理學》問世100周年。謹以此文紀念先生誕辰140周年暨《普通應用論理學》問世100周年。

  一王延直(1872-1947),字穆若,號仲肅,又號劍秋,貴州貴陽人,留日學者,清末庚子辛丑并科舉人,中國近代引進和傳播西方邏輯科學的先驅之一,其邏輯學代表著作《普通應用論理學》[1](以下簡稱“王著”)突出地代表了西方邏輯系統輸入成熟階段所達到的水平,在中國近代邏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王著”寫于1905-1912年,歷時七載,于中華民國元年七月(1912年7月)由云南印刷局印刷,貴陽論理學社發行。1981年由云南邏輯學者黃恒蛟先生在舊書攤上發現,隨即被帶到當時正在昆明召開的云南省邏輯學會成立大會上。應邀參加大會的貴州省哲學學會邏輯組副組長張同生先生(后曾任貴州大學副校長、貴州省社會科學院院長)將該書借回貴陽復印了幾份,之后,貴陽師院政教系(現貴州師范大學政經系)按原樣制作成油印本數百份供研究參考,即今之所見《普通應用論理學》。

  二“王著”重現受到了學術關注,其學術價值也得到了學界的認可。

  首先是對于“王著”的學術地位的關注。有學者認為,“王著”是“云貴地區近代邏輯教學和研究的一個縮影”,“對研究我國近代邏輯史及邏輯學在云貴地區的介紹和傳播等問題具有一定的參考和研究價值”[2]43-49;也有學者認為,“王延直是一位熱心宣傳、推進邏輯科學在我國傳播發展的實干家”[3]15-20,“王著”等著作的問世,“標志著我國對西方邏輯的系統輸入已進入成熟階段”[4]81-82;還有學者指出,“王著”是“中國最早的國人自己纂著的幾部邏輯著作之一”[5]14-21;“象《普通應用論理學》這樣從1905年就由中國人自己纂著的邏輯著作,在那個時期,不僅在云貴地區罕見,就是在全國也是屈指可數的”[6]42-43;王延直等學者“親自動手寫作邏輯著作,這標志著中國邏輯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7]6-9;國家“六五”計劃重點項目《中國邏輯史·近代卷》對“王著”作了長達4頁,近3000字的評價,提出:“特別是《普通應用論理學》,突出地代表了西方邏輯系統輸入成熟階段所達到的水平。”[8]

  1999年底,北京隆重出版《中國學術百年》叢書,其中的《邏輯學百年》一書多次提及并高度評價“王著”,特別指出:“嚴復等人譯著的問世及嚴復、王國維、王延直等親自講演或授課,受到學界、思想界熱烈歡迎,‘一時風靡,學者聞所未聞,吾國政治之根柢名學理論者,自此始也’”[9]。因此有學者提出,“王著”是“繼《穆勒名學》出版之后,可以跟嚴復翻譯的《名學淺說》、王國維翻譯的《辨學》相提并論的邏輯學著作”[10]58-60。其次是對于“王著”纂著的時代背景的討論。

  有學者認為,“王延直先生是受強烈的民族使命和社會責任感的驅使,來完成這部書的”[11]16-20;也有學者指出,“王著”的寫作目的是“開發民智,促進中國的革新自強”[6]42-43;還有學者認為,“王著”所體現的思想,基本上屬于當時“科學救國”或者“教育救國”一類的基本思想[2]43-49。

  再次是關于“王著”內容的研究。《中國邏輯史·近代卷》特別提出:“王著”一是“內容豐富,演繹歸納并重”;二是“注重歷史沿革,明確肯定中國名辯、印度因明、希臘亞氏邏輯為世界三大源流”;三是“邏輯術語好記易懂,已趨穩定”;四是“理論系統,強調應用”[8]。也有學者認為,“王著”“內容全面、融貫中西”[12]75-78,“簡明扼要、眉目清楚、行文流暢、好讀易懂”[4]81-82,更為重要的是,她“包含了深邃的邏輯思想”[12]75-78。

  綜觀已有研究,“王著”的學術價值尤其是其史料價值受到一定程度的關注。學界同行的真知灼見具有十分重要的學術啟迪,但仍存在以下不足:其一,在研究視角上,已有研究大多局限于邏輯基本理論的分析,缺乏從邏輯哲學層面的考察;其二,在研究內容上,已有研究均沒有關于王延直邏輯源流思想、邏輯客體思想、邏輯歸納思想以及邏輯演繹思想等重要的邏輯問題的系統研究。因此,立足于邏輯哲學的視角,深入挖掘“王著”所包含的深刻的邏輯思想及其理論體系,仍然是一個亟待開拓的具有重要意義的全新課題。

  筆者認為,“王著”不僅具有學界所認同的史料價值,更重要的是,她包含了深刻的邏輯哲學思想,許多思想即使在今天看來,仍具有重要的學術啟迪。

  三就內容而言,“王著”并未涉及現代邏輯理論,這似乎意味著該書未涉及邏輯哲學問題。

  因為,一般認為:“嚴格意義上的邏輯哲學是一門新興的哲學學科,它是現代邏輯與現代哲學相互滲透,相互作用的產物。它的產生有兩個歷史前提:一是數理邏輯的創立以及后來多種邏輯分支、多個邏輯系統的同時并存,一是現代西方哲學所發生的‘語言學轉向’。因此,邏輯哲學的歷史并不長。”[13]1

  若按此理解,當然也不存在“王著”所包含的邏輯哲學思想。然而,對“邏輯哲學”也可以廣義地理解,即不論現代邏輯還是傳統邏輯,都存在由邏輯本身所包含或提出的一系列哲學問題,以哲學的眼界來探討、解釋和回答這些問題的理論,就屬于廣義的邏輯哲學的范圍。

  盡管“王著”未曾涉及現代邏輯的內容,但其討論的大大小小諸多問題,在而后數十年間一直是邏輯哲學關注的重大理論問題。而這些問題大多都是在現代邏輯發展和演變的過程中才引起人們關注的,如邏輯的源流及中國古代有無邏輯的問題、邏輯的研究對象問題、邏輯科學的學科地位問題以及歸納與演繹問題,等等。

  關于邏輯源流問題,涉及到中國古代有無邏輯這一重要問題。對于這一問題,“王著”明確肯定世界邏輯的三大源流:“古代文明諸國,莫不有論理學之萌芽。其中最著名者三:曰中國,曰印度,曰希臘是也。”[1]9

  從而有力地駁斥了西方學者所謂“中國古代無邏輯”論。但是,“王著”并非完全認可中國古代各家各派的邏輯理論,認為孔子、荀子而后無人繼起;至于惠施、鄧析、尹文、公孫龍等,無非詭辯派耳;韓墨諸家之文章、蘇張諸家之辯論,純屬偶合,決非由邏輯法則得出。“王著”指出:“孔子首創正名之說”,“荀子蹱之”,“于是有大共之說。即今之所謂歸納也。有大別之說,即今之所謂演繹也。”“惜乎荀子而后無人繼起而光大之。”“若夫惠施鄧析尹文公孫龍輩,無非徒逞詭辯,取快一時。”“韓墨諸家之文章,蘇張諸家之辨(辯)論,證以論理法則,合者也頗多,然此不過偶然之符合,決非皆由論理法則而出者。”[1]9-10這種認為孔子、荀子而外無邏輯的觀點,難免是對古代一大批邏輯家的邏輯學說及其貢獻的抹殺,恐難為今之邏輯史研究家們所接受。至于惠施、鄧析、尹文、公孫龍之理論是否詭辯,迄今仍在爭論。

  關于邏輯的研究對象,邏輯學界給出不同的回答,至今仍未達成一致。但歸結起來,邏輯的研究對象大致可分為三類:思維(自弗雷格[G.Fre-ge]以降,改稱推理或推理形式有效性)、語言和客觀世界。“王著”開篇指出:“論理學者說明思考之法則之科學也。”“語云:有物有則。宇宙間現象,雖千變萬化,然皆必循一定之規律,此一定之規律,即法則也。”法則有二:“天然的”和“人為的”。“天然的法則,凡屬實物,皆不能不遵循;至人為的法則,不過行于知識發達之人類間而已。例如倫理法、文典、美學的規范等,皆人為的法則也。思考之法則,亦人為法則之一種。”“思考之法則雖屬人為之法則,然與任意所設定之規律不同,必以天然的法則為其基礎。”[1]7-8顯然,“王著”所謂“思考之法則”乃“以天然法則為基礎的人為法則”。因此,關于邏輯研究對象,“王著”具有明顯的邏輯客觀世界說傾向;在認識論上,“王著”纂著者屬于唯物主義反映論者。

  關于邏輯科學的學科地位問題,“王著”贊同西方學者所倡“論理學為科學中之科學”之觀點,指出這“足以表示論理學范圍之廣大”。值得一提的是,“王著”從語源學的角度,論證了邏輯學與各科學之間的關系。如生物學:西語稱為生物論理學Biology;動物學:西語稱為動物論理學Zoology;昆蟲學:西語稱為昆蟲論理學Entomology;生理學:西語稱為生理論理學Physiology;地質學:西語稱為地質論理學Geology;植物學:西語稱為植物論理學Phytology;礦物學:西語稱為礦物論理學Miner-alogy;心理學:西語稱為精神論理學Phychology,等等。“可知,多種科學皆不能離乎論理學”,“欲深究各科學,自不可不先究論理學”[1]12-13。從語源學角度考察邏輯學的學科地位,不僅讓人耳目一新,而且使人們在理解上更加直觀清晰。

  關于歸納問題,在邏輯哲學上主要探討歸納推理是否能得出必然性結論,如果不能,其合理性何在?如果歸納推理的合理性不能得到辯護,將影響歸納邏輯的合理性;如果歸納邏輯的合理性不能得到辯護,“歸納邏輯就沒有牢靠的哲學基礎,這樣的話,歸納邏輯學家就一刻也不得安寧”[14]12。關于歸納推理的合理性問題,“王著”不得不尋求哲學上的假定,指出:“歸納推理之基礎不外二大原理,一曰因果律,一曰自然齊一律。”[1]99“王著”認為,一切現象必有原因,一切原因必有結果。此原理謂之因果律。“此律系吾人當思考時自然不能不發生之假定也:例如由果推因,因雖未見,在吾人不以為無因,此時之所謂因自是假定的”,故“因果律又稱為先天的原理”。因此,“必有因果律而后歸納法始能應用于實際也。”關于“自然齊一律”,“王著”曰:“時無論古今,地無論東西,一切生滅起伏于自然界之現象,其性質其活動有不期其同而同者。此原理謂之自然齊一律。”“王著”關于自然齊一律的論述,已相當接近馬克思主義的自然觀了,在“五·四”之前能夠認同這些觀念,是很不容易的。由于此律“系吾人由經驗視察之結果所得之原理”,故其“又稱后天的原理”。此律具有“舉一反三之妙用”。因此,“必有自然齊一律而后歸納法始能應用于實際也”。

  可見,“王著”認為,因果律和自然齊一律共同構成了歸納推理的基礎。不僅如此,“王著”還在“附識”中指出:“因果律”比之演繹法中之原理正與充足理由律之原理相同;“自然齊一律”不但為歸納推理之基礎,且為“演繹推理之根本原理,蓋此律即演繹論理中所謂同一律之變相也”。盡管“王著”對“因果律”和“自然齊一律”寄予厚望,但此二律終究只是哲學上的假定,因此,歸納推理的合理性仍待辯護。

  演繹問題,是指演繹推理是否能夠出新知的問題。推理的中心任務是從已知獲取新知。演繹推理的結論被認為是包含在前提中的,何以給人以新知?若不出新知,又何以為推理?這一問題的哲學意義,事實上不亞于著名的歸納問題,因此,我們稱之為“演繹問題”。關于“演繹問題”,“王著”一方面堅持邏輯之要處在能推知事物之真理,使人知識擴充,另一方面又認為演繹推理不能夠使人知識擴充。“王著”指出:“論理學之所以可貴者,其要處即在能推知種種事物所含之真理,使吾人知識愈加擴充”[1]7;“演繹的推理,其斷案當包含于前提中,決不許及于前提上。”[1]99“王著”因此認同了演繹推理不出新知的觀點。歸納問題和演繹問題,不僅是“王著”面臨的問題,也是邏輯學家們共同面臨的邏輯哲學問題。因為,邏輯的任務本身要求能推知事物之真理,使人知識擴充,但如果歸納推理不具有保真性,那么其真理性無法保證;如果演繹推理不出新知,那么就無法使人擴充知識。這勢必導致的結論是:無論歸納推理還是演繹推理,均不能獨立完成邏輯的使命。因此,尋求歸納與演繹的統一是邏輯學發展的必然要求。

  盡管“王著”對諸多問題的解釋和回答并不完美,甚至陷入理論困境。但在那個時期,能夠提出那么多大大小小的邏輯問題,本身就是一種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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