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希臘化羅馬時期的哲學論文

哲學畢業論文 時間:2018-12-13 我要投稿

  以國人對于西學的重視,言必稱希臘似屬當然,《柏拉圖全集》和《亞里斯多德全集》率先出版便是一個明證。然而在所謂的軸心期之后,國人對于西方文明重要整合期的希臘化-羅馬哲學卻知之甚少。面對一系列龐雜的流派和人物,國人難免一頭霧水。國內曾經有過這方面的一些零散翻譯,如四十年前商務館的《物性論》,開放以后“世界賢哲名著選譯:貓頭鷹文庫”中的《西塞羅文集》、《塞涅卡道德書簡》、《皮浪主義文集》,以后又有商務印書館的普盧塔克《名人傳》等,然而畢竟失之于零碎而不成系統。究其原因也許是在世人眼中,希臘化時期,古典哲學的高峰已過,開始凋零。殊不知,這一時期跨度大、流派多、人物繁,恰是西方文化融合的重要時期,對于理解西方文明的內在復雜性及其張力有著非凡的意義。相形之下,國內的研究太少,譯介太少,重視遠遠不夠。令人欣喜的是,《兩希文明哲學經典譯叢》已經擺上了學人的書桌,這套由浙江大學外國哲學研究所包利民、章雪富先生編譯的叢書,很好地彌補了國人在西方哲學史研究上的一大缺門。該《譯叢》選編視角獨到,涉獵內容廣泛,值得學人矚目。

  將西方文明喻之為“兩希”由來已久,梁漱溟先生曾說,“兩希”如西方文明之“兩翼”,“兩輪”助其前行。然細查國內研究的現狀,國人對于西方文明的研究卻每每只言希臘,當然對于希臘的研究亦是不足,更遑論對希伯來的研究,這猶如獨輪車行路,走起來未免不穩。然而“雅典”還是“耶路撒冷”,是西方永恒的話題,更是其思想發展的一個內在的動力。君不見猶太思想家在西方哲學史上的卓越貢獻,最早是亞里山大城的斐洛,他的喻意解經法預示了長達數世紀的希臘精神與希伯萊精神相結合的過程;邁蒙尼德的思想又預示了亞里斯多德主義在中世紀的主宰;斯賓諾莎則在多方面肇示了近代歐洲諸多思潮的興起。馬丁·布伯、羅森茨維格更無疑是二十世紀存在主義思潮的先驅。此“希”對于彼“希”的重要性由此可見一斑。然編者并不是單純從希臘或希伯來的經典來編纂譯叢,而是從“兩希文明”融合這個特殊的角度來涵蓋從公元前3世紀到公元5世紀希臘化-羅馬時期哲學的特征,應該說是抓住了問題的要害,顯示了他們獨到的學術視野。

  整套叢書共選取了十一位作者:伊壁鳩魯學派的伊壁鳩魯(341-271BC)和盧克萊修(94-44BC)、晚期斯多亞主義的塞涅卡(4BC-AD65)和愛比克泰德(AD55-135)、懷疑主義的恩披里克(AD160-210)、新柏拉圖主義的普洛提諾(AD204-270)、猶太-希臘哲學的斐洛(25BC-AD50),新共和主義者西塞羅(106B.C.-43B.C.)和普魯塔克(AD46-120),以及古羅馬時期的希臘教父哲學尼斯的格列高利(AD335-395)和教父哲學的集大成者奧古斯丁(AD354-430)。《譯叢》涵蓋了后亞里斯多德哲學中幾乎所有的流派,涵蓋面之廣前所未有。

  從歷史上來看,公元前334年亞歷山大大帝開始東征,直到公元476年羅馬最后一個皇帝被廢,西羅馬帝國覆滅,或者更確切地說,一直到公元529年,查士丁尼一世關閉雅典所有的哲學學校,古典哲學終結。這一段時期被可以看作整個希臘化-羅馬時期。在這一時期,希臘人開始把他們的文化擴大到非希臘血統的國家中去,事實上這更是東西方文化的產物,是一種復合文化,雖然亞歷山大大帝曾打到印度的旁澤普,羅馬軍團的一支也曾消失在茫茫的黃土高原,但究其根本還是一個“兩希”融合的過程,是西方文明的塑造期。《譯叢》所選取的哲學家正是這個時期的代表人物,由于其選擇面的廣泛,很好地顯示了這個時期各個流派的側面,以及基督教在希臘主義基礎上形成的特質。就《譯叢》選取的內容來看,大致可以分為三類:其一是后亞里斯多德哲學的經典流派,主要是斯多亞派、伊壁鳩魯派和懷疑主義,其二是基督教神學形成的主流從斐洛、普洛提諾、尼撒的格列高利到奧古斯丁,其三是當時重要的政治哲學家西塞羅和普盧塔克。然而除了從斐洛到奧古斯丁這條主線和基督教的關系外,其他流派與基督教的密切關系亦是自有定論。因此,在這個所謂“兩希文明”融合的背后,體現的恰是基督教神學的產生。這也是我們從整體上把握這套《譯叢》的一個基本視角。

  希臘化-羅馬時期的哲學對于西方文化具有特殊的意義。由于馬其頓和羅馬帝國的擴張,打破了原有的城邦政治,在城邦喪失獨立性之后,對城邦的虔誠不復存在,個體問題因而彰顯。個人開始反省自我,從自身尋找幸福,個人主義開始形成。哲學形態在這個時期也發生了根本變化,從關注形而上學、本體論,轉而更為關注倫理和心靈問題,即便是倫理學也從柏拉圖、亞里斯多德的社會政治倫理轉變成個體倫理學。哲學開始從精英走向大眾,從哲學走向宗教式的神秘。這種倫理化的哲學最終為宗教的興起所吞沒,哲學家的沉思終不及宗教教義的影響。這似乎是那個時期哲學的一條不歸路。可以說,《譯叢》的編排粗略地揭示了哲學的這一走向。

  在后亞里斯多德經典的三大流派中,伊壁鳩魯派認為,靈魂的安寧具有最高價值。所以,研究哲學,通曉自然,就能達于精神的健康,這精神的快樂要高于肉體享受。對此,《譯叢》選取了伊壁鳩魯的書信、概要和殘篇,以及盧克來修的《萬物本性論》予以表達。斯多亞派秉承犬儒的傾向,堅持德性人乃是自我克制的人,后受亞里斯多德影響,強調按自然生活。《譯叢》選取晚期斯多亞派塞涅卡的《倫理文選》和愛比克泰德的《哲學談話錄》。而懷疑派則認為文明不足認識事物,對于事物我們一無所知,所以要克制自己,懸置判斷,不采取行動,從而擺脫塵世。《譯叢》則選取了塞克斯都·恩披里克的《皮羅學說概要》及其他一些作品。在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中,這些思潮作為人類主觀的“自由意識”發展而保留在它的精神發展的歷程中。但最終還是要走向“苦惱意識”,這就體現在哲學向宗教的發展。在這個時期的代表就是斐洛的猶太哲學以及新柏拉圖主義的神秘主義。在《譯叢》中則體現為斐洛的倫理神學文章,以及普洛提諾《九章集》的選本。當理論不再給自己的發展提供動力,哲學就必然在另一種意識形態中尋求保存自身,那便是基督教哲學的誕生,《譯叢》中尼撒的格列高利和奧古斯丁論靈魂的作品則在此列。我們知道,這個時期不僅有基督教的形成,世界主義、平等主義、個體主義等一系列深刻影響人類世界的思想也初現端倪。基督教既是徹底的希臘主義運動的產物,也最能體現“兩希”融合世界思潮。

  除了斯多亞派、伊壁鳩魯和懷疑主義,體現“兩希”融合的當屬斐洛、普洛提諾、尼斯的格列高利和奧古斯丁這條主線。希伯來文化以信仰為主,而希臘文化講究哲學理性。“兩希”的融合,從某種角度講就是如何協調信仰和理性的問題。這方面基督教教父哲學是一個極大的代表。當然就教父哲學而言,無論是希臘教父還是拉丁教父,人物眾多,特色鮮明,單單教父哲學就可以編纂幾十卷的文集,在《譯叢》中則選取了尼斯的格列高利和奧古斯丁以作代表。

  在“兩希”融合這條線索中,首先是斐洛,他在西方哲學史上是首先將宗教信仰和哲學理性結合起來的猶太哲學家;而在宗教史上,他主張邏各斯是上帝和人的中介,被認為是基督教的神學先驅,基督教神學之父。就斐洛的方法論來說,他用喻意解經法來溝通哲學和圣經。正如編者章雪富先生所言:寓意解經法“體現了希臘化猶太人看待自身傳統和希臘傳統的方式。”那就是把希臘主義和猶太文化結合起來。斐洛認為在希伯來的經典中摩西使用神話、歷史敘述、祭儀律法等外在形式表述的是一種內在的精神,而這種內在精神是和希臘哲學完全一致的。通過斐洛的喻意解經法,把摩西五經中的神秘含義翻譯成希臘哲學的用語,把其中的道德法律內容翻譯成了希臘人的哲學語匯。這樣,宗教性的事件就開始進入了倫理和知識的領域。斐洛的解經法,開創了猶太教,尤其是基督教解經學的歷史。更重要的是,為用宗教神學來替代哲學打下了基礎。斐洛的喻意解經法坦然面對文化因素的差異性,并把這種差異性表達為跨文化的融合,而不是固守各自的傳統。盡管《譯叢》中的這個選本關注的是希臘化猶太倫理的神學本質,但還是深切體現了斐洛對于摩西五經的哲學解釋。這就是整個西方文化一直在追求的東西,而且這個進程還在繼續。

  其次是普羅提諾,作為新柏拉圖主義的代表,普羅提諾的新柏拉圖主義竭力從超感覺世界中引伸出感覺世界。其哲學思想的核心不僅有哲學的論證,亦有宗教的神秘體驗。這樣,新柏拉圖主義以對啟示的需要來代替獨立的哲學研究。新柏拉圖主義顯然有很強的東方色彩,以至于有人認為普洛提諾首先是埃及的宗教人士,是通過哲學來表達其宗教經驗,否則就無法解釋普羅提諾的觀點。在普洛提諾的學說中三個神圣實體的學說對基督教的影響最大,他通過重新解讀柏拉圖,用希臘哲學的語言解決了從終極第一實體“至善/太一”流溢,并逐步下降,經由神圣的第二實體理智到第三實體靈魂,最后進入最低的可感現象世界的世界圖像。從而與基督教圣經中創世紀的教誨相應合。在《譯叢》中《九章集》的選本從各個方面反映了普洛提諾對于自然、凝思和太一的看法。

  其三是代表教父哲學的尼撒的格列高利。在整個2世紀到5世紀的三百多年中教父哲學是“兩希”融合的中堅,其堅實的理論后果就是基督教哲學的產生。教父哲學是在針對猶太教和希臘哲學來為基督教辯護過程中成長起來的,但歷史的詭吊在于它恰恰體現的是希伯來和希臘的一種碰撞和融合。在教父哲學中,與拉丁教父較為排斥希臘色彩相比較,希臘教父融合了希臘與基督教的色彩更濃厚些。《譯叢》選取了尼撒的格列高利作為代表,與同是希臘教父的奧利金過分濃厚的希臘色彩相比,尼撒的格列高利所走的道路更中和,在新柏拉圖主義和基督教圣經之間保持了中間道路。在《劍橋晚期希臘和早期中世紀哲學》中他甚至被譽為“第一位基督教哲學家”。《譯叢》中選取了他哲學類、修道類和教義類的代表作中有關人論的問題,體現了從哲學的人論向圣經中“人是神的形象”這個觀點的轉變。

  最后自然是圣奧古斯丁。奧古斯丁雖然位列拉丁教父四大博士之一,但是真正說來,他才是整個教父哲學的集大成者,甚至可以說是這個時期“兩希”思想融合的真正代表。在奧古斯丁的思想中,他清楚地梳理了理性與信仰的關系。從而在哲學的高度厘清了希伯來和希臘關系的實質。在奧古斯丁看來,信仰與思想的關系不是對立的,他的名言是“一切信仰都是思想”,并且信仰是以“贊成的態度思想”。思想的前提是信仰,神圣的啟示是基督教神學的必要條件。奧古斯丁堅持“相信,然后理解”,強調信仰的優先地位,但并不排斥理性。理性為信仰作好準備,信仰為理性開辟道路。這樣奧古斯丁就可以很好地把基督教學說奠基在理性主義的框架上,并利用古代哲學的前提、原則和方法來闡述解釋圣經。在《譯叢》所選的《論基督教教義》體現的就是奧古斯丁的這些基本原則,而《論靈魂及其起源》一書則基于基督教的立場對靈魂這一希臘哲學的古老問題進行了探討。

  《譯叢》還選取了希臘化-羅馬時期的重要政治哲學家西塞羅和普魯塔克的著作,其有關共和主義和自然法思想的影響一直延伸到現代,只是他們的譯作在《譯叢》中還尚未出版,未知其內容如何,一時還無從置喙,期待著它們能盡快和讀者見面。

  最終而言,“兩希”的融合是現代西方文明基因的合成期,它對于后世的影響極大。斯多亞主義表現了對于新時代的適應,其普世主義的思想及自然法的理論對中世紀以及現代哲學影響甚廣;伊壁鳩魯主義乃是現代唯物主義和原子主義的濫觴,一直支配著現代人的思路;而懷疑主義為現代認識論和邏輯問題的思考提供了前提;菲洛、普洛提諾、尼撒的格利高利、奧古斯丁等人促成的基督教哲學在更大范圍對世界的影響。在這些貌似凌亂的人物中,勾勒的卻是整個現代世界的基礎。因此,“兩希文明的哲學經典”有待國人的進一步重視。筆者希望《譯叢》能在目前十本著作的基礎上,編纂更多的文集以饗讀者。

  從體例上來看,《譯叢》非常地道的作法是請專家撰寫中譯本導言,在這個領域浸淫已久的包利民老師和章雪富老師不僅自己親自作有關內容的導言,還根據不同的作品請港臺乃至海外的專家學者撰寫導言,這是一種非常負責任的作法。若說有什么遺憾的話,那就是《譯叢》的容量還偏小,希望看到這個時期更多的著作的出版,并以更加完整的版本面世,正如編者章雪富先生和譯者石敏敏女士的心愿,希望看到的是完整《九章集》的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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