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圖爾的科學實踐哲學對解決現代性危機的啟示論文

哲學畢業論文 時間:2019-01-03 我要投稿

  C.P.斯諾(Charles Percy Snow)在《兩種文化》中指出:“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日漸分裂。”在我國,現代科學的興起以及由此帶來的技術在現代化建設和發展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地位,逐漸形成了與“兩種文化”類似的現象,即對科技負效應、現代性本真的含義缺少足夠的重視。[1]面對這一危機帶來的困擾,國內外很多思想家從本體論、認識論、思想史、科學史等不同的角度進行了分析并試圖擺脫這種危機,以拉圖爾為代表的一批關注現實的思想家試圖從實踐哲學視角彌補“兩種文化”的斷裂、解決“現代性”危機引起的科學喪失人性,兩種文化的分裂與對抗,還有中西文明的隔閡等問題,主張以動態的實踐過程建構科學知識,消解自然與社會的二分,為“現代性危機”的解決提供了良好的分析方向。在這一研究進路中,拉圖爾的科學實踐哲學可謂開啟了先河。

  一、“現代性”危機的現實表現

  “現代性”是一種物質文明的集合,主要結合了科學、技術、工業、自由市場和自由民主等,這種與傳統農業生產方式不同的新文明也引起了人們世界觀的變化[2],屬于傳統社會和現代社會的分水嶺。而“現代性”危機則是價值、文化、信仰和生態危機的相互交融[3]具體表現為兩個方面。

  (一)“人類中心主義”的盛行

  人類中心主義強調一切的利益、價值都以人類為中心,世界萬物以人類的發展為重任,只有人類才有內在價值。“現代性”使得經濟、文化取得進步的同時也蘊含著風險和危機,人的全面自由發展也逐漸走向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分離和沖突。

  其一是主體主義帶來的個人困境。自然科學的發展推動了人類的主體性地位的確立,也加劇了人類對自身的崇拜和信任,形成了人主宰世間萬物的觀點,把人當作衡量一切的價值尺度。康德提出了人是目的而非手段的論斷,強調了人類的主體性地位,他物只是實現目的的手段。在現代化進程中,人類的主體性逐漸絕對化,形成主客分離的現象,自我意識的覺醒使得現代人在對自由的追求過程中,往往忽視了客觀的社會情境,力圖征服和操縱客體。現代性對人類至上、唯一性等的崇尚,最終陷入自我中心主義的困境,產生對自我的盲目自信。人類中心主義導致現實社會個體過分關注個體的生活,忽視了更為基礎的公共利益和價值,喪失了人的本性。主體主義主張維護個人的權力和自由,缺少對社會和他人的關心,也喪失了他者、社會的制約,成為欲望和占有的存在者。

  其二是生態倫理危機日益嚴峻。人類中心主義把人與環境隔裂開來,人作為主體操控著作為客體的自然。為了滿足自身的需要,人類在發展過程中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然,卻否定了自然的內在價值。科技智能化、生產機器化使自然之物持續不斷地變為人造物,破壞了自然的完整性和可持續性。人類中心主義使個體注重生活的享受,片面追求物質利益,從而摧毀了人類生存的生態基礎。主客二元論中自然作為實在的客體,缺少與人類的互動,致使自身的訴求被忽視,自然被機械化地切割。人類社會的飛速發展最終使得自然資源匱乏、生態環境惡化,諸如全球氣候變暖、臭氧層消耗、霧霾污染、生物多樣性銳減和水資源缺乏等現象是人類中心主義主宰下生態危機的具體表現,是以“天災”的形式呈現出人為的生態環境失衡的后果。

  (二)工具理性的盲從

  “現代性”也表現為對理性的崇拜,而現代性設定的理性就是指工具理性。[4]過分追求工具理性所造成的“現代性”危機主要表現為科學喪失人性、兩種文化的分裂與對抗,以及中西文明的隔閡等,遮蔽了人的理性和生活本質。

  一方面,工具理性的盲從遮蔽了豐富多樣的人性。啟蒙運動將理性從人性中挖掘出來并賦予至上的地位,純粹的理性使得人類對自然科學的追求片面化。把科學當作工具,對科學技術發展的推崇,導致了理性的工具化,使科學理性成為人的信仰,從而產生了一種狹隘、極端的理性主義,忽視了人性對理性的指導作用,使得科學技術喪失人性的光輝。現代人寄希望于工具理性創造的物質財富來解決信仰問題,壓抑人性的合理合情性,低估了工具理性產生的人性缺失的后果。工具理性推崇的工具價值促使人們把工具、手段作為生存價值觀,排斥價值理性,漠視人的精神和情感訴求,純粹的物化世界則使得個體被拋入無限的虛無和荒誕之中。[5]

  另一方面,對工具理性的盲從也引起了文化的矛盾與沖突。這種文化的沖突不僅涉及中西方文明的沖突,也包括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之間的矛盾和沖突。西方科技發展形成的文化模式被極大的推崇和照搬,這種文化全球化趨勢形成的文化霸權影響了非西方國家的本土文化模式,中西方文明的差異性往往被忽視,從而引發了嚴重的文化斷層危機。同時,工具理性也提出對科學技術的崇拜,導致了人文科學的地位迅速下滑,形成了斯諾所批判的“兩種文化”現象,即科學家與人文社會學家之間互不交流,甚至相互敵視,與之類似的索卡爾事件與科學大戰、科玄論戰等關于科學與文化分裂的現象已有一定的現實積累,文化與文明的沖突日益明顯。

  二、拉圖爾的科學實踐哲學:“現代性”危機解決的理論基礎

  20世紀末,有關“現代性”的探討和解決路徑深入到科學哲學領域,引人注目的“實驗室研究”試圖從本體層面尋找科學與人文分裂、工具理性以及人類中心主義引起的危機。在這一研究中,拉圖爾的“實驗室生活”打開了科學建構事實的科技黑箱,解構了科學理性至上的地位,拉圖爾把這一觀點發展、補充形成了科學實踐哲學的主要內容。

  拉圖爾科學實踐哲學理論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基于對傳統科學哲學背景的認識,我們知道,科學知識的標準模式是把知識看作普遍的規律,因此,在任何時間、地點都同樣有效,而拉圖爾在對這一標準模式的參與性觀察分析中解構了科學知識的普遍真理性和有效性,把科學理解為活動和成果的共同作用。他的科學實踐哲學涉及范圍廣、研究方向多,主要內容包括:實踐的本體研究、行動者網絡綱領、符號學方法和廣義對稱性原則,而這些主要內容又融入了他關于科學、社會和自然的思考之中。

  “實踐”在拉圖爾的研究中被用在科學事實的建構過程,它打破了科學研究原有的劃分模式和既定規則,倡導建構開放性、異質性的網絡,運用“思維過程”和“邏輯論據”揭示事實建構的微觀運行過程,把科學知識的本質描述為一種實踐和活動的建構過程,重視過程的研究。基于實驗室研究而形成的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 ANT ),把參與事實建構的所有行動者夠納入到網絡中,“采用宏觀和微觀相結合的動態網絡分析方法”[1],不再以人類行動者為中心,實驗室與其外部的社會、文化和環境都參與到事實的形成過程,彼此相互作用進而充分調動人與非人行動者等各異質要素的積極性,以促進科學哲學的實踐轉向,重組事實和價值,形成科學實踐哲學的理論綱領。

  另外,廣義對稱性原則給予自然/社會、人類/非人類的同等地位,不再主張人與自然的主客分離。在人類與非人類相互作用的過程中,任何一方不再享有優先權,自然和社會被視為一體,用“行動者”來代替參與科學實踐過程中所有的存在,共同構成流動、變化的動態網絡。而符號學的研究方法在社會領域的擴展運用也呈現了科學、社會等事實的建構過程,以不同的符號翻譯著實踐活動,建構著時間和空間。同時,拉圖爾也運用符號學的方法表征社會、科學甚至整個宇宙,諸多異質性要素處于互生的情境關系中,使用不同的符號將自然和社會融入實踐的無縫之網中,開闊了自然與社會的視野。拉圖爾的科學實踐哲學以符號學為出發點,對稱地看待非人類“行動者”與人類行動者,相較于英美實證主義的人類中心主義,這里體現了去人類中心化的觀點,與拉圖爾消解科學與政治的特權一樣,非人行動者的加入同樣解構了人類在事實建構中的特權地位,這里的將人類與非人同等對待的廣義對稱性原則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科學研究一直追求的公正性、客觀性,在拉圖爾提出實踐轉向后,實踐作為“中介”,以科學人類學的研究為基點,使得人與自然、社會和科學的關系網絡得以很好的維系,人與人、人與物、物與物的關系在實踐的網絡中平等共存。

  拉圖爾的科學實踐哲學為沉悶的科學哲學帶來了新的生機,使傳統的“理論優位”的知識觀被“實踐優位”的建構論所取代,因此,在科學研究中有重要的研究價值和意義。在現實層面,這些基本的理論內容也為“現代性危機”提供解決的路徑。在對科技的飛速發展所引起的一系列問題的思考與解決時,學界從科學哲學的實踐觀點去著手的不是很多,特別是拉圖爾的實踐理念在解決自然與社會、科學與文化等分裂的“現代性危機”問題時有顯著的借鑒價值,為解決這一問題提供理論和現實層面的思路與方法。

  三、拉圖爾的科學實踐哲學對“現代性”危機的解決路徑

  “現代性”危機在我國社會轉型時期的后果正逐漸顯現,中西方社會的發展在某些程度上暴露出了相似的問題,而對這些問題的不懈探索正是整個人類的使命。在現實層面上,我國目前大力提倡和發展科學技術,如火如茶地建設現代化國家,但對于科學技術的負面效應、現代化的本真含義等缺乏足夠的反思。[1]拉圖爾在這里提出了“我們從未現代過”的口號,認為現代人試圖“純化”的領域,其實質蘊含著雜合體的“轉義”過程[6],人類一直處于非現代性的社會中。從他的理論觀點中,我們可以窺探一二,以解決“現代性”產生的危機。

  (一)去中心化:基于廣義對稱性原則

  “現代性”危機說到底是關于人的危機,現代性帶來人類主體性的覺醒不僅僅形成了主客二元論,也成為人類中心主義形成的溫床。然而現代社會與傳統社會的分裂造成的人與世界、他者乃至自我的疏離是不容忽視的。拉圖爾以廣義對稱性原則終結了由現代性衍生的不對稱二分法。[6]我們生活的世界是物的集合,從而化解了一切事物以人類為中心的單向局面。

  去中心化的觀點一方面要求人類能夠放棄自身的主體性地位,平等地與自然、社會以及他者和諧共處,以共同構建整個多元宇宙,以集體主義取代主體主義。拉圖爾從實驗室到社會乃至自然界都深度剖析了物的作用,包括實驗室儀器、文本資料、修辭方式,以及動物、人造物、環境等,這些非人類的歸屬在拉圖爾的廣義對稱性原則中被賦予與人類同等的態度,人類并非磋商或爭論的唯一評判者、決定者,非人類因素同樣參與了這些過程[6],進行自我的表達。而去中心論在現實層面的要求,則主要體現在關注公共領域的價值,把對個人的主體性崇拜轉化為對社會、自然以及他者的關注,接受和認識他者[4],拉圖爾的科學實踐哲學以符號學為出發點,對稱地看待非人類“行動者”與人類行動者。相較于英美實證主義的人類中心主義,這里體現了去人類中心化的觀點,與拉圖爾消解科學與政治的特權一樣,非人行動者的加入同樣解構了人類在事實建構中的特權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科學研究一直追求的公正性、客觀性。在拉圖爾提出實踐轉向后,實踐作為“中介”,以科學人類學的研究為基點,使得人與自然、社會和科學的關系網絡得以很好的維系,人與人、人與物、物與物的關系在實踐的網絡中平等共存。

  另一方面,去中心化也體現在對生態環境的倫理建設中。拉圖爾的科學實踐哲學發端于文化—社會建構論,也超越了社會建構論,在這一科學哲學理論中,自然和社會因素不僅介入了科學,科學也同樣介入到具體的社會和自然中。他將這些不同因素聯結的過程成為物的集合,所展示的是一個動態的實踐過程,解構了社會或自然對科學的優先決定權,二者在科學實踐中具有同等的地位。

  基于廣義對稱性原則的要求,我們在對待自然時,必須充分考慮它的存在關系,即認識到自然存在的規律、人類活動產生的影響以及與社會因素的相互作用。自然關涉到行動者網絡存在的基礎,經濟全球化浪潮帶來的生態倫理問題不容忽視,我們不僅從行動上改善人與自然的關系,尊重自然本身的規律,妥善處理社會發展帶來的人類健康與環境風險,不再按人類的意志肆意征服自然、污染環境,而是給予自然足夠的重視,把它納入到與人類行動者同等的狀態。我們還要從思想上重視生態所具有的天然整體性存在,尊重自然環境的發展規律。結合我國社會具體情況,我們已經在生態治理上有所行動,還需進一步加強生態倫理引導和教育,梳理正確的生態價值觀,與生態政治和諧共存,促進人與自然的可持續發展。

  (二)讓科學回歸人文:行動者網絡理論的內在要求

  在康德主義看來,自然極和社會極是明確的二分。在產生危機之前,現代性為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帶來了巨大的發展和進步,也帶來了人的自由與解放,使人的主體性地位得以提升。而對于拉圖爾來說,人和物、自然和社會、科學和人文在行動者網絡中是共生共存的,沒有哪一方是處于主體或客體狀態。因為長期的二分狀態形成的“兩種文化”的分裂與沖突造成了人與自然的發展呈現封閉式的下降。由此,行動者網絡理論下的科學與人文需要重新聯結。

  其一,重構認知方式。自然實在論中知識的先驗決定論長期統治著人類的認知領域。在社會實在論中,科學研究基本被認為是社會學家的專長。二者都是將科學視為靜態的理論,拉圖爾的科學實踐哲學旨在以動態的實踐消解自然和社會的二分。科學事實的建構以實踐為基礎,聯合網絡中人類因素與非人行動者,形成了行動者網絡理論,網絡中本身不存在預先主導的一方,調和了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割據一方的局面,從整體上重構了自然與社會的關系。實踐本身蘊含了主觀能動性、多維度性等特點,要求科學哲學與科學的社會學、政治學、歷史學、文學、倫理學以及經濟學等學科進行跨學科結合,才能給予科學以一種更加完整與全面的解釋[7],說明科學與人文的沖突在實踐中可以調和。正是基于這一方面,拉圖爾的科學實踐哲學可以為我國當前社會出現的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二者之間的斷裂、科技負效應等提供解決的參照,為解決現代性危機提供切實可行的依據。

  其二,科學呼吁人文的回歸也需關注與現代發展相匹配的文化潛能。文化是人類的生存方式的充分表達[8],科學技術促進人類社會的生存生活,但是也逐漸暴露了它的消極影響,“風險社會”問題已經日趨嚴重。工具理性帶來的科學主義和功利主義,使得事實建構過程中出現了文化價值沖突和信仰危機,公共道德的話語權成為了少數人的政治手段。拉圖爾在對自然的政治學研究中提出讓科學和政治走下神壇,把民主帶入科學,從而解構科學和政治的特權地位。文化蘊含著生活價值[8],而對文化價值和信仰的重塑,也是行動者網絡的內在要求,行動者網絡理論從整體上重構了科學與人文的關系。

  按照拉圖爾的觀點,現代社會的發展通過吸引不同要素進入到網絡中,讓更多的物集合到一起參與社會文化生活建設,充分發揮各要素的追蹤考量能力,在建構過程中,行動者網絡從符號意義上表征了傳統“洞穴”的文化局限,主張走出“洞穴”,重構人類的精神家園和心靈符號。拉圖爾通過引入“擬客體”逐步分析了科學、乃至現代文明的建構,“應該建構”什么樣的精神和心靈符合是文化價值的首要任務。關注于科學的人文關懷,科學在改變我們觀念的同時,也在建構著文化與文明。拉圖爾努力追求一個兼顧人與物相互流動的對稱性人類學[1],“使人類文明朝著健康的方向發展”[7]。

  四、結語

  拉圖爾的科學實踐哲學是科學研究中的一個里程碑式理論,如果說科學家的活動是連接自然界與人類社會的橋梁,那么拉圖爾的工作則在很大程度上打開體現了這種橋梁的地位和作用,避免了事實的黑箱化。值得一提的是,拉圖爾認為越建構越實在,因此,跟蹤科學知識的建構過程,并不會消解科學知識的客觀實在性。拉圖爾的科學實踐哲學帶給了我們無數的啟迪,也為科學與人文的關系辯證提供新的視角,給我們的認知方式帶來了新的轉變。

  拉圖爾把科學看作是異質性要素組成的整體,不存在科學的特殊優先權,但是拉圖爾也為就此否認科學的客觀性,只是解構了其真理特權,化解科學主義造成的工具性。對拉圖爾來說,讓科學回歸人文,就是將自然和社會共同放置在行動網絡中[6],這種觀點與中國傳統文化中“天人合一”的道家思想不謀而合,瓦解了西方的文化霸權,拉圖爾重審了科學和技術的建構,這種對傳統世界觀的顛覆是讓科學重回人文的重要轉變。

  參考文獻:

  [1] 郭明哲. 行動者網絡理論(ANT)[D].上海:復旦大學,2008.

  [2] 蔡仲.后現代相對主義與反科學思潮[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4:59.

  [3] 張明輝. 現代性危機下責任公民的教育研究[D].徐州:中國礦業大學,2015.

  [4] 漆思,張國杰. 現代性批判視野中的和諧價值觀構建[J]. 哈爾濱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4):6-10.

  [5] 張琳,王永和. 現代性悖論下信仰危機的表現[J]. 思想教育研究,2012(1):37-41.

  [6] 洪曉楠,鐘曉林. 拉圖爾的行動本體論評析[J]. 自然辯證法研究,2014(7):28-32.

  [7] 蔡仲. 科學與人文的分裂、沖突與融合——“科學實踐哲學”視角的思考[J]. 華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5):38-45,161.

  [8] 靳陽陽. 現代文化的現代性根源與矛盾研究[D].新鄉:河南師范大學,2015.

相關推薦
吉利高手心水论坛